10年前，当一个名为“上海通用少儿口语雏鹰争章”的少儿英语考试项目悄然问世时，谁也没料到，它会有今日的风光。雏鹰争章，正是上海市通用少儿英语星级考试的前身。
“星级考”每年3次，分别在4月、8月和12月。去年，全市考生人数突破10万大关，今年仅4月和8月的前两次考试，报考人数就已超过9万人次。这两个数字之和，相当于“雏鹰争章”在2001年创立后6年的“业绩”之和。
今年8月后，随着一批幼儿园娃娃也成为疯狂应考一族，“星级考”遂被指“过分应试”、“助推择校”而站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。目前，设在本市3家幼儿园的考点已被取缔。但本报记者却在连日调查中发现，相关部门的“叫停哨”，根本无法阻挡众多家长让孩子去“摘星”的疯狂。
星级考，不相信“侥幸”
“星级考”的很多培训点，本身就是考点，授课的培训老师都是考官。这几乎成了培训机构打出的强势招牌，不少广告更是直接打出“包过班”的旗号。
周末，徐家汇漕溪北路上一家颇有名气的培训机构内，参加一星培训班的孩子已经下课。他们的目标，是应对今年12月开考的第三次上海市通用少儿英语星级考试。10来个冲出教室寻找父母的孩子，清一色来自幼儿园中、大班。前台接线员告诉记者，另一个一星培训班也有20多个孩子，也都是幼儿园小朋友。“一星，就是幼儿园(孩子)考的。”
“一星算什么？有的大班孩子连三星口试都考出来了！”这座城市另一端，四川北路商业街上的一个培训点位于一幢商务楼的7层，教室外等候的家长填满了暂时空置不用的教室和过道，不时有人散布着“重要新闻”。
按照“星级考”的官方定位，一星考，相当于小学一到二年级学生的英语水平；二星考，相当于小学中高年级水平；三星考，相当于初中低年级水平；四星考相当于初中高年级水平(接近高中)。
但家长们想的是：拿证书，必须先下手为强——孩子“摘星”越多，证明“素质”越高。
邹婕的儿子今年上小学二年级，原本觉得“摘星”没问题。邹婕和丈夫曾在美国生活多年，儿子也在那里出生。回国后，家里仍有意无意创造“双语环境”。为了准备二星口试，邹婕借来教材，从网上下载各种辅导材料。她觉得，凭借儿子的先天优势，通过口试应该不难，完全可以省下参加培训班的冤枉钱。但儿子的考试结果很快出来：挂了。
邹婕有些想不通。“孩子在上海一所有些名气的外国语学校读书，平时除了使用常规教材《新世纪英语》外，还额外学习一套《灵通英语》。这套教材本该从小学三年级学起，可他们一年级就开始学了……”儿子向妈妈道出原委：“看图说话”的那些题型，他看不懂。
“考‘星’当然要参加培训，上课内容直接针对考试，这比让孩子‘裸考’靠谱啊！”听着过来人的经验之谈，邹婕把目光投向培训机构。
真是不看不知道。上海外国语大学培训点、新贝青少儿教育、绿光教育培训中心、上海乐宁教育中心、学而思乐加乐进修学校……原来，各培训点本身也是考点，授课的培训老师本身也都是考官，而这几乎成了每一个培训机构打出的最强势招牌。在虹口区的一家“星级考”培训点，一位老师热心地给邹婕留下了名片，“放心吧，只要报班，肯定包过！”
同为家长，凌晓晴比邹婕淡定很多。她的儿子在卢湾区一所公办小学上四年级，已经怀揣三星口试证书与二星笔试证书。当然，取得累累战果的代价也很昂贵：一门课一周上3次，每次两小时，总计10来次，花费2000多元。凌晓晴为儿子报了两门，加上各种教材、辅导资料等，又因为适逢暑假，笔试与口试培训正巧上午连着下午，培训机构将此做成了中午管饭的暑期班，凌晓晴交上了5000元……“参加三星口试必须先获得二星口试证书，所以二星考试培训的‘铺垫费’还没算进来呢！”
和邹婕一样，凌晓晴当初在为儿子报名时，也遭遇了培训机构“培训点即考点”的广告轰炸，而这一优势在最后的考试过程中居然应验。在三星口试现场，儿子与一位小女孩搭档饰演一对母女，并用英语对话，考官正是培训机构里的授课老师。
考试的对话题目围绕过生日展开。男孩因为紧张，说得结结巴巴，而一旁的搭档更是低级错误不断，居然很不合逻辑地问“你的生日是几月几日？”男孩心里纳闷，“你既然扮演我妈，不会不知道我的生日吧？”小女孩随后又询问，需要什么礼物；男孩答曰“运动鞋”。不想，小女孩继续发问“你还想要啥礼物？”这让男孩没了方向。按照考试要求，对话必须有4到5个回合的问答，且句式与句型不能相同，眼下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最终结果是——考官让两个小家伙都过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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